在我十四岁的时候，我离开祖国远赴美国就读高中。在我的学校，每周一和周四都会开全校会议。师生聚集在一起，彼此分享近况和学习成果。对于我们这个群体而言，这一直是一个促进交流和建立感情的机会，直到有一天，我们谈论到一个分裂性话题。
那天，“妇女健康和全球问题”课的学生展示了她们对全球性别不平等话题的研究。一切都按照预期进行，直到一名来自中国的高年级生谈论到性别歧视导致的中国农村地区杀婴事件。她提供的数据表明，由于传统意识形态和劳动力需求，中国有大量女婴被流产。她试图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并倡导反对性别歧视。然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学生认为她的演讲玷污了中国的名声。我们担心她提到的问题会另外国同学看不起我们的文化。当主持人给观众发言机会的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举起了手。当我被点到时，我迫切地告诉大家选择性性别流产只在传统农村地区存在，并且这个问题在逐渐得到改善。我试图强调，性别歧视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许多家庭，例如我的父母，都没有这种偏见。我坐下后，中国学生一个接一个站了起来，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我们感到愤怒、激动，完全被爱国情怀淹没。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坚信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保护祖国的声誉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当我在课上做报告时，即使话题涉及雾霾，我还是会故意选择其他国家举例，以免中国的缺陷被关注。我承认中国存在着许多重大问题，但我相信一句谚语——“家丑不可外扬”。
在美国继续生活一段时间后，我惊讶的发现其他人的作为与我有所不同。我的美国室友对美国社会中的歧视问题直言不讳。她从不怕向我批评她文化中存在的偏见。此外，她一旦认识到问题的存在，便乐于伸手援助那些遭受不平等待遇的人。与我的预期相反，她这样指出美国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令我看不起美国，反而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感受到的是同情，而不是优越。我开始意识到，在诸如性别不平等这类社会问题中，不是中国或美国与世界对立，而是受害者与盟友和施害者对立。促成变革的第一步便是承认错误的存在。
我原以为外界只会因为我们的问题而鄙视我们，后来我意识到，大多数人都有同理心，并愿意提供帮助。但我还有一个顾虑，就算我们曝光这些问题，外国人真的能帮助到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吗？直到我和一位在联合国妇女署工作的美国人展开了一次谈话。她告诉我，她的工作是访问尼泊尔偏远的村庄。在那里，月经被视为禁忌。每个月的那几天，女性都会被关禁闭。她和联合国的其他国际工作人员帮助这些村民改变对女性的偏见，为尼泊尔女性争得了更多平等权益。正是世界各地人民的共同努力才使得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在目睹了群众的力量和揭露问题能带来的有效改变后，我停止了掩盖错误。我不再试图为我的国家创造一个美好的假象，我决定承认现实，并开始自豪地倡导改革。
